忒彌斯之劍

國民法官選任程序，攸關能否有效選出適合於個案之人民參與刑事審判，而屬影響國民參審制度成敗之核心事項。 然而，我國審、檢、辯對於各自在選任程序中之角色，及如何對候選國民法官提出適切問題之操作，均仍在摸索階段。 本文爰自選任程序之目的出發，綜合過往各法院模擬法庭選任程序之觀察結果，提出不當詢問之問題類型及實務演進之詢問規則，併參酌美國陪審員選任程序之觀點，對我國國民法官選任程序之詢問，提出具體改革建議。 前言（文章節錄） 司法院自民國76年迄今，戮力推動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期間曾提出「觀審制」（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參審制」（106年11月30日公布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等不同模式，民間亦有主張「陪審制」型式。雖然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有上述相異模式，但如何透過正當法律程序，選出對個案而言公平、合適之素人裁判員，始終是各類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共同關注的核心事項。因而，法院、檢察官、辯護人如何經由選任程序之「提問」機制篩選國民法官，當為制度關注重點。鑑於近來各法院舉辦之模擬法庭活動，於選任程序中多有發生「不適當詢問」之狀況，本文即針對「選任程序詢問」此節，透過模擬法庭的觀察，自實務面出發加以檢討。 全文刊載於月旦裁判時報，2018年9月號，第75期（與鄭吉雄法官合著） 文章連結： http://lawdata.com.tw/tw/detail.aspx?no=413302

日前法務部提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修正草案，其通聯調閱權回歸檢察官、GPS偵查手段入法之修正方向，已可預期勢將引發人民隱私保護與偵查效能維護之利益折衝爭議。除此之外，《通保法》自民國88年立法迄今，掛一漏萬之處仍不及備載。其中，立法之初即存在的「通訊監察書，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之規定，於我國《刑事訴訟法》早已採取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現代，顯已不合時宜，而有檢討之必要。 依《通保法》第5條第1項規定，實施通訊監察之前提，係「有事實足認為被告有犯罪嫌疑」；其目的，係「蒐集或調查被告於特定犯罪類型之犯罪證據」。換言之，通訊監察之本質，即為「犯罪偵查手段」，而犯罪偵查原為偵查機關之職權，並非法院得越俎代庖。容許法官於審判階段仍可依職權核發目的係在對被告進行「犯罪偵查」之通訊監察書，已然混淆偵查機關與審判機關之角色，正當性基礎為何，原不無疑問。 又《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固規定：「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而課以法院於審判中具有一定程度之職權調查證據義務。然我國最高法院業已明確表示，證明被告有罪為檢察官之職責，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應盡責任而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故基於無罪推定、公平法院原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 然如前述，通訊監察之制度目的，原在作為蒐集或調查被告犯罪證據之偵查工具，其本質即在蒐證不利被告之事項。因此，賦令原應審判中立之法官，得於審判中依職權發動執行手段具秘密性，且以調查被告犯罪事證為目的之通訊監察，與前述無罪推定、公平法院之理念，實均背道而馳。 況依《通保法》規定，法官於審判中依職權核發之通訊監察書，其適法性並無任何事前審核機制之監督；法官並係自行指定執行機關擔任通訊內容蒐集者，而該執行機關於監察期間內應依法提出、供法官判斷是否仍有繼續實施通訊監察必要之期中報告，亦由該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自行審查，而無第三人外部監督。換言之，法官於審判中主動發動之通訊監察，除「事後」遇有抗告程序外，幾不受任何事前審核、事中監督機制之制衡，其權限容有過寬之虞。 《通保法》之規範疑義，除上述所提外，另包括其並未對同一案件可聲請通訊監察之次數適當設限，以致案件無分情節輕重，均得於繼續通訊監察時限屆滿後，以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