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彌斯之劍

「能看也能判」的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目前正在全國各地方法院如火如荼熱烈上演。如何透過正當法律程序，選出對個案而言公平、合適之國民裁判員，始終是各類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共同關注的核心事項。我國甫於106年11月公布、107年1月修正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下稱草案）第27、28條，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於選任程序中，均有附具理由（challenge for cause，有因拒卻）及不附理由（peremptory challenge，無因拒卻）聲請法院不予選任特定候選國民法官之權，美國所採行之陪審制度中，亦有相同規範。   「無因拒卻」的法理背景之一，原在使訴訟雙方有機會排除雖有偏頗嫌疑、但證據尚未明確到足以透過「有因拒卻」方式不予選任的陪審員。但在美國，無需說明任何拒卻原因之「無因拒卻」，卻經常成為訴訟雙方用以歧視性排除特定族群擔任陪審員之工具。198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Batson v. Kentucky一案，重申「不得基於對特定族群（cognizable group）的歧視性理由行使無因拒卻」之原則。以下即自Batson原則（Batson Challenge）的沿革及內容出發，探討前揭草案在我國多元族群之社會背景及特殊案件類型下，就國民法官選任程序規範之周延性。   Baston為一名非裔美人，被訴涉犯二級侵入住宅竊盜及收受贓物罪。在該案的陪審員選任過程中，檢察官以「無因拒卻」方式排除6名候選陪審員，其中包括候選者中全部4名黑人。辯護人以陪審員選任方式侵犯被告受《憲法》第14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所保障的基本權為理由之一，要求解散陪審團，但未獲事實審法官准許。Baston最終被清一色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判決有罪。   該案上訴後，聯邦最高法院認定，上開《憲法》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保障被告有接受「並非基於種族歧視標準下所選出的陪審團」予以審判之權利。換言之，非但不允許在候選陪審員名單中即蓄意排除與被告相同種族之候選人，檢察官亦不得單純基於「黑人陪審員這整個族群，當無法對黑人被告為公正審判」的種族因素考量，而以無因拒卻之手段系統性地排除黑人候選陪審員。   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建立了「歧視性無因拒卻」的三階段審查流程。 一、辯護人必須即時建立主張一個「初步事實」（表面上確屬有據的事實，prima facie case），指明被告與該名